近日，四川蜀鼎律师事务所何为律师承办的某企业高管涉嫌职务侵占罪一案，经检察机关全面审查证据后，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该案历经公安机关长期侦查、两次退回补充侦查，在辩护律师的专业有效辩护下，检察机关认定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依法对Z某作出不起诉的决定。

一、基本案情：民事败诉后触发刑事控告，企业高管突陷刑事危机

2020 年11月起，Z 某任职的某科技公司（下称B公司）与某文化传媒公司（下称A公司）陆续签订多份品牌推广服务合同，合同总金额达 4000 余万元。合作期间，B公司向A公司支付服务款项 2600 余万元，A 公司通过委托第三方执行推广任务、支付服务费用 1200 余万元等方式履行合同义务。合同履行完毕后，B公司认为其之所以与A公司签订推广服务合同，是因为A公司提供了《授权书》并声称是北京某科技有限公司的指定入库代理商。后B公司发现A公司并非北京某科技公司的指定入库代理商，认为A公司以欺诈的方式签订推广服务合同，诉请法院撤销推广服务合同并要求B公司返还已支付的全部款项。

在民事诉讼阶段，我所律师代理A公司进行民事诉讼，为A公司挽回了一千万余元经济损失。成都中院作出二审生效判决，认定“A 公司已按约完成服务，B 公司无充分证据证明服务未达要求，双方合同已履行完毕”，最终驳回了 B 公司的大部分诉讼请求，仅酌定 A 公司返还少量费用。B公司不服二审判决，向四川省高院申请再审被驳回。

然而，在民事诉讼败诉的情况下，B 公司却转而以 “Z 某指示成立 A 公司、利用职务便利侵占公司资金” 为由，向公安机关提起刑事控告。

二、辩护核心：抽丝剥茧破疑点，坚守罪刑法定划清民刑边界

接受Z 某委托后，何为律师第一时间介入案件，面对B公司“民事败诉后滥用刑事控告”的局面，律师以“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从证据链梳理、法律适用辨析、民刑界分三个维度展开辩护：

1. 核心指控事实存疑，关键证据矛盾无法定案

律师团队通过反复核查案卷材料发现，指控“Z 某指示成立 A 公司”的证据存在根本性矛盾：关键证人对 A 公司成立背景、实际控制人的陈述前后不一，先后出现“他人安排成立”“本人独立控制”“Z 某指示成立” 等多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且无其他客观证据佐证；所谓“Z 某配偶为A公司股东”的情节，经查实仅为配偶因社保挂靠需要的挂名持股，Z某对此并不知情，且挂名股东协议明确约定其不享有任何股东权利，不能据此认定Z某与A公司存在利益关联。此外，关于“Z某决定A公司利润分配”的指控，证人证言同样前后矛盾，且无银行流水、分红记录等任何客观证据证明Z某或其家属从 A公司获取利益，指控缺乏证据支撑。

2. Z某行为不符合职务侵占罪构成要件

职务侵占罪的成立需同时满足“利用职务便利”与“非法占有本单位财物” 两大核心要件，但本案中 Z 某的行为并不符合前述法定构成要件：

首先，Z某无“职务便利之条件”：B公司与A 公司的合作由B公司董事长最终决策，合同签订需经公司 OA 系统多层审核（含法务、财务等多部门），Z 某仅作为零售营销中心副总经理负责执行推广方案，对合同签约、资金支付无任何决定权，不存在“主管、管理、经手单位财物”的权力；

其次，Z某无“非法占有之事实”：B 公司向 A 公司支付的 2600 余万元为合同约定的服务费用，A 公司已按约完成推广服务（生效民事判决已确认），B 公司并未遭受财产损失；且 A 公司的 600余 万元利润，是扣除第三方服务费用、合理开支后的合法、合理利润，并非“B 公司被侵占的财物”，更不存在“Z某非法占有”的实际结果。

3. 严正抵制民事败诉后滥用刑事控告，坚守民刑边界不突破

国务院、最高检、最高法三令五申，要防止与纠正利用行政或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对于在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产生的民事争议，如无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符合犯罪构成的，不得作为刑事案件处理，坚决防止和纠正地方保护主义，坚决防止和纠正把经济纠纷认定为刑事犯罪、把民事责任认定为刑事责任。

本案已由三级人民法院审理，生效民事裁判已将双方争议定性为“服务合同纠纷”，B公司的权利完全能够通过民事途径加以救济，不应再动用刑法加以干涉。B公司这种“民事败诉后提刑事控告” 的行为，本质是滥用刑事司法资源。根据“罪刑法定” 原则及 “刑法谦抑性” 原则，在无确实充分证据证明 Z 某构成犯罪的情况下，不应将正常商业合作中的民事争议，转化为刑事案件，建议检察院对Z某作出不起诉决定。

三、辩护效果：检察机关采纳律师意见，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

检察机关经两次退回补充侦查、全面审查证据后，采纳了律师意见，认为现有证据无法证实Z 某存在职务侵占的犯罪事实，不符合起诉条件。最终，检察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四款之规定，对 Z 某作出不起诉决定。

何为 律师